据施统存先生回忆，互助社的章程主要包括：
1、互助社成员每天至少工作4小时；2、互助社成员的衣食住行以及医药费、教育费用、购买书籍的费用由互助社负担，书籍公有。3、互助社所有劳动收入需交公。
学生们怀着激动和骄傲的心情进入互助团，却遭遇了现实的打击。首先，是关于收入公有的争议。
对劳动收入公有所有成员都没什么异议，但对于几位成员家里寄来的资助金是否该公有，互助社成员之间却产生了较大的分歧。这个争议导致了互助社的分裂，有五位成员一怒之下离开了互助社。
其次，是关于是否脱离家庭的争论。包括施统存在内的部分成员认为，老朽、腐烂的旧家庭制度阻碍了互助社的正常运转。若不破坏旧家庭制度，理想中的工读互助社会就不会诞生！
因为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议，互助社成员再次发生分裂，又有三名成员退出了互助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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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，是经历了情感问题困扰。在上述八名成员退出后，又有六名青年加入互助社，这一次团体成员的认识得到了空前统一。他们极为激进，主张离婚解约，脱离学校，建立无政府、强权、法律、宗教、婚姻、家庭等的理想社会。
不过，很快团体便经历了另一种危机，就是情感问题的困扰。互助社中有一名女成员，名叫易群先。她年轻美貌，生性活泼，互助社中好几位成员都对她有倾慕之心。
本来年轻人慕色而思少艾也是人之常情，可当易群先公开宣布自己喜欢互助社成员何孟雄时，却在成员中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其他几位成员在妒嫉心的支配下，强行要求何孟雄做出检查。何孟雄当然不肯受此无稽的指控，于是互助组成员之间再次产生激烈的争吵。
争吵的结果是易群先负气出走，退出互助社。而何孟雄、施存统、陈公培等人也被其他成员表决驱逐。就这样，互助社发生了最后一次的分裂。
由于存在以上三方面的的分歧，互助社内的团结遭到了极大的破坏，成员之间信任的基础开始发生动摇，严重影响了互助社稳定和存续下去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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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，遭遇经济危机，团体运作无以为继
根据施存统的记载，互助社的工作经营的收入就要分为五个方面，即放电影、洗衣服、印刷、开办食堂和成立英算专修馆。
先来看放电影的收入，互助社轮流到各大高校放映电影，以赚取门票收入。起初，反响不错，生意也算兴隆，每次都能卖出去二百多张票。但没过多久，就遇上假期，生意也开始直线下滑。
后来互助社一算帐，刨去成本，一共只有三十多元钱的收入。这还是女子高等师范的姑娘们特意捧场的结果，若无她们的捧场，放电影基本上没有赢利的可能。
印刷业务主要包括印信纸和印信封两种，都不好做，利润也非常微薄。互助社经营了一段时间，只挣到大约三元钱，连饭钱都不够。
再下来是开办食堂业务，刚开始时，生意还不错，因为北大师生的支持，食堂尚能收支相抵，甚至略有赢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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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互助社成员看到有利可图，便兴奋地又租了两间房，想扩大了经营面积。不料，这样一来成本增加，收入却没有明显上升，食堂陷入了赔本的境地。
最可笑的是洗衣业务，因为收不到衣物清洗，互助组便去找学校的斋夫帮忙代收。每件衣服按百分之三给予提成，高于洗衣局给予斋夫的百分之二的提成。
谁知斋夫转过头就去和洗衣局的人协商，让他们给自己百分之四或五的提成。终于有一天，施存统去收衣服时与斋夫与洗衣局的人狭路相逢，这才知晓了斋夫的花招。洗衣业务办了两星期只挣了几十个铜子，只得停办。
唯一让人意外的是，英算专修馆的业务，互助社投入两名成员和两元钱的成本，服务对像也只有七八名同学，居然赚了七十多元利润。算是各项业务比较像样一些的了，不过也是杯水车薪，无力回天。
因为各项业务的不如人意，无法赚到足够的利润，互助社陷入了极大的经济危机。最严重的时候，竟到了连饭都吃不上的境地。这样一来，团体运作，便更加无以为继了。
其三，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进行公有制的改造，在这样的的社会中，互助社根本不具有生存的空间。
如果说前面两个原因，在严格成员筛选，做好计划安排，选择合适的经营范围等还能勉强支撑的话，那么施存统提出的第三个，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则纯粹无解。在这个关键原因面前，前两个原因则显得根本不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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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存统认为，互助社所面临的社会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。在这个社会中，平民不拥有资本和生产工具，是“资本家的奴隶”，都要直接间接地接受资本的经济压迫。在这种社会中，平民若想活下去，就必须进入资本家的工厂或其他生产场所中，接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生存下去的方式。互助社想不受剥削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生存，则无异于天方夜谭。
而若想不受剥削，除了社会财富公有，别无他途。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社会财富公有呢？施存统提出：
“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，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！”
最后，施存统还提出了互助社失败的两大教训：其一是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，而点点滴滴、枝枝叶叶的改造是根本行不通的。其二，社会没有进行根本改造之前，不能去体验所谓的新生活，不论是互助社还是新村，都是毫无必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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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互助社失败的根本原因应该是：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进行公有制的改造，在这样的的社会中，互助社根本不具有生存的空间。若想互助社能够成功，则中国社会就必须进行公有制改造，换言之，就是起来革命，夺回被掠夺去的资本！
从以上的思想看来，施存统对互助社失败原因的感悟，已经基本具有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初级的萌芽。这才是北大互助社的真正收获。
结语
工读互助社，又称北京工读互助团，是由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、王光祈等人发起的，以实现工作学习合一，自给自足为理想的，具有探索性质的学生社团。互助社的理论基础，则是克鲁泡特金的“互助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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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《觉醒年代》剧中李大钊先生所言，“互助论”的理论根本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论。而北大互助社的历史教训也证明，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伪科学和唯心主义基础上的，因而也是根本不会成功的。
互助社的发起和参与实践人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恽代英以及毛某等人在失败中不断总结，最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共产主义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北大工读互助社对于中国革命进程促进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言，是极具积极贡献的！
参考资料：丁三《工读互助团的消亡》邹桂伍《回忆北大的工读互助团》施存统《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和教训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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